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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马软件和伪装的以色列网络间谍——高薪无害的技术工作?
文/索菲亚古德弗兰( Sophia Goodfriend ); 龚考
编者按:今年7月,多家新闻媒体曝光了以色列非政府组织旗下的“飞马座”软件服务是如何被不同的人和组织使用,以拦截跨国反对派、异见人士、记者和公众的。 但作者采访了多家以色列网络间谍公司的员工后发现,国际社会的批评并没有引起以色列高科技社区的重视。 对于在特拉维夫高科技社区工作的老兵们来说,他们已经习惯了无视自己工作的道德后果,安心享受这些工作带来的丰厚报酬。 退役军人通过以色列政府设立的军事和高科技领域的“快速通道”,将“以国家安全为名进行的监视技能”转移到几乎不受监督的民间企业,这些部门也在没有得到大众同意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监视。 目前,记者、民间社会组织和政治家共同要求民间监测行业遵守国际人权标准,这可能会带来变化。 但更重要的是,员工和民众意识到以色列民间监督行业背后的严重危害,并不将这些工作视为“无害”的高薪职业。 本文刊登于《波士顿书评》,作者索菲亚古德弗兰( Sophia Goodfriend )是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博士生。 她的博士研究处于科技研究、监控研究和数字权利的交集。
是飞马
今年夏天,由17个媒体组织组成的联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控告以色列网络间谍公司NSO集团。 由记者组成的该联盟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声称世界各地数千名异见者、人权工作者和反对派政治家成为了NSO“飞马座”间谍软件的目标。 一位美国白宫发言人谴责这一行为是“法外监视”,引起了世界的愤怒。 但是,在以色列与世隔绝的高科技社区,很少有人对这个消息感到惊讶。
上个月,在特拉维夫间谍软件公司工作的j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喝咖啡时告诉我:“这里所有的伦理问题都在淡化。” 我告诉j,为什么在以色列的高科技生态系统中,很少有人关心对NSO集团的新批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j先生说,这是一个文化问题。 民间监督公司的很多员工“被工资、假期、酷酷的工作氛围、办公室等各种条件所吸引”。 “在特拉维夫,这并不稀奇,”他说。 “你可能向不尊重人权的公司销售软件,但人们对此不会深思。 因为他们赚了很多钱,整天在干净的办公室工作。”
NSO集团是过去10年内进入以色列高科技领域的“少数小型间谍软件公司”之一,该公司销售的间谍功能曾是军事超级大国的专利。 这些企业大多在世界各地设有办公室,如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和Israel Defense Forces的8200网络部队( Unit 8200 ),其中包括从世界顶级谍报机关挖掘出的开发者和 无论是沙特阿拉伯这样的独裁政权,还是哈维韦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这样的个人罪犯,这些公司都向投标人出售侵犯隐私的能力,并以此赚取数百万美元。 今年夏天的暴露进一步暴露了那起犯罪。 调查报告显示,约5万名陌生平民手机上存在NSO飞马软件,其中包括记者及其十几岁的孩子、伊曼纽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等知名政治家,以及巴林的政治异见人士。
虽然国际媒体和联合国等管理机构谴责了NSO侵犯人权的行为,但以色列的高科技生态系统似乎没有人对这些披露感到不安。 对以色列科技界许多人来说,NSO只是这个以军事间谍技能著称的行业中“进行军事级间谍活动”的高科技企业。 在特拉维夫,受过军队训练的IT专家的能力受到世界各大科技公司、新兴创业公司和小型网络间谍公司的欢迎。 他们所做的工作,包括专业的数据分析、网络安全、数字间谍等,或多或少都差不多,只不过是从军事领域转移到了民用领域。 不同点是这项工作的影响。 批评者指责网络间谍行业通过向记者搭话,压制政治异见,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助长了侵犯人权的行为。
2021年8月2日,在印度新德里,NSUI活动家举着标语牌高呼口号,抗议莫迪政府使用以色列NSO集团的军事级间谍软件“Pegasus”监视政治对手、记者和活动家。
和许多以色列的网络安全公司一样,NSO集团也是由8200网络部队出身的人设立的。 该部队是负责监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土的精英情报机构。 几十年来,8200部队的行动一直保密,从2000年到2010年中期,以色列的民用高科技部门进入了世界市场。 那是“911”事件后,监视国家的黎明,以色列军事机构为了满足数字时代的需要而更新了经常被称赞的间谍能力。 以色列军队在网络安全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对巴勒斯坦领土的监测促进了新形式的网络间谍活动实验。 作为回应,以色列培养了IT专家,将军队经验转移到新的数字经济中。
当时,借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研究员丹塞诺( Dan Senor )和《耶路撒冷邮报》 ) Jerusalempost的编辑索尔辛) Saul Singer )的发言, 以色列负责网络安全的初创公司激增,幸运的是初创公司很快被在以色列开设分支机构的全球科技集团之一以数百万美元收购。 摩天大楼坐落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开放式地板的设计模仿了硅谷的形象。 办公室里到处都是豆袋椅、桶装啤酒和迷你燕麦棒。 和海湾地区一样,特拉维夫吸引了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科技员工,大多是男性。 但与湾区不同的是,大多数高科技劳动力直接来自以色列军队。 很少有人能拒绝将这样的机会——在军队中学到的间谍技术应用于繁荣的民营企业,从而赚取数百万美元。
Shoshana Zuboff将这个时代描绘为“监视资本主义”的黎明。 这是一个世界科技巨头通过征用用户数据并将其用于广告和自己的分析、编程来获得经济、社会权力的时代。 科技公司有时会与政府共享这些数据,但政府将国家监测的部分内容外包给谷歌等公司。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企业和国家监控之间的边界几乎难以分辨。 科技平台生成不受监管的用户行为数据库,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经常挖掘这些数据。 这样,谷歌的一些程序员做的工作和网络间谍公司的程序员一样。 正在跟踪用户并与投标人共享数据。
国家监控和数字经济的重叠,解释了许多国家为什么要在军事和高科技领域之间设置转换行业的“高速旋转门”。 在美国等国,对这种勾结的内部异议不断高涨,至少名义上是这样。 但在以色列,以色列国防军战斗和技术部队退役军人占高科技劳动力的60%。 这些部队提供了渗透到以色列高科技部门的独特文化。 一组共同的价值观、参照和实践标准,这些元素在特定的环境中相互交织。 借用现在坐在利润丰厚的科技公司董事会的以色列政治家和军事将军的话,这种文化是“冒险的”同时也是“积极的”,一些人认为这是盲目的信仰,相信事情会顺利进行。 正如商界领袖和8200部队出身的Inbal Arieli在她的书《厚颜无耻:为什么以色列是创新和创业的中心》(2019 )中所述。 这种文化培养了高技能、充满积极性的工程师和开发人员,使他们能够投资长时间工作,高效解决复杂问题,并带领大型团队执行敏感任务。
现在,这种文化阻止了很多人探索自己工作的道德含义。 情报部门的退伍军人希望得到6位数的工资,并将在军队中学到的攻击性网络安全技能运用到私营企业中。 他们不太愿意质疑将军事情报能力外包给投标人的道德后果。 今年9月初,在特拉维夫的一次采访中,8200部队退役军人、网络安全CEO向我坦白说:“我们真的不需要考虑这项工作的道德问题,当然我们不习惯这样。” “许多退伍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反对占领,但他们仍然向在刚果和其他地区活动的专制政权出售他们的技能。”人们继续为NSO这样的公司工作。 g说:“因为他们在22岁的时候拿到了巨额工资。”
情报机构退役军人也不习惯解析网络间谍活动混乱的伦理。 情报部门的服务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摆脱了战斗道德困境的技术技能被认为比军事行为在政治上更中立。 事实上,许多情报人员来自以色列社会的富裕阶层和自由阶层,努力在情报部门工作,避免执行袭击西岸巴勒斯坦人住宅等任务。 据在耶路撒冷喝咖啡时谈到的8200部队退役军人m说,情报机构“不像军队,而像专业组织,像初创企业”。 士兵们享有清洁、装备精良、福利充足的基地。 每周放映《权力的游戏》(gameofThrones ),与营利性行业的领导人进行私人课程,并定期在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进行社交活动。 正如m所说,所有这些福利都是“‘我不服务于那个职业。 很容易让人们觉得,我只是为为那个职业服务的人写代码。”
通过雇佣网络,年轻的退伍军人认为从事网络间谍工作与从事其他高科技行业没有区别。 例如,加入8200部队的人在Facebook的“校友”页面上联系。 我的采访对象允许我浏览这个网站。 参与奢侈品监控公司的广告夹在约会APP招募开发和财务管理初创公司的广告之中。 这两种类型的广告通常都有一张照片,20多岁的年轻人穿着适合的公司衬衫,面带微笑,房间里塞满了模块化家具。 “数字身份解决方案”组织需要一名精通英语/阿拉伯语、“对极端伊斯兰教有深刻了解”的研究分析人员。 再往下看,因侵犯人权而被调查的间谍软件公司向渴望“异国情调”的毕业生挥手。 他们的工资会让你大吃一惊。 在此之下,一家移动游戏APP呼吁“创意程序员”加入“伟大文化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福利”的公司。
2021年7月21日,在塞浦路斯尼科西亚,一名女性正在浏览以色列制造的飞马间谍软件的网站。
间谍活动的名单定期投稿,看起来很平凡。 广告宣传时髦、高科技的富裕模式,令人向往,但并非出格。 实际上,网络间谍公司和不那么邪恶的高科技部门提供的生活方式没有区别。 在特拉维夫,一家私营化的监控公司坐落在配备约会APP、游戏平台和生物医学成像设备的办公楼里。 来自微软和WAZE的开发者会和来自Black Cube和NSO的开发者去喝酒。 他们一起讨论职业压力、职场戏剧性事件和战略性职业发展。 他们每天收集个人用户的数据,发现操作系统的错误,为客户生产更好的产品。 当然,区别在于产品。
当网络间谍活动像其他高科技服务一样常态化时,即便是想脱离该行业的人,也会发现自己陷入了私人监控。 今年9月下旬,当我在耶路撒冷路边的一家酒吧喝酒时,前情报分析员小s向我讲述了她是如何从军队中直接参与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的。 当时是2019年底,当沙特阿拉伯等政权被曝光使用以色列间谍软件时,她很高兴能在不那么黑暗的高科技行业工作。 进入公司时,s想花时间研究世界金融市场。 相反,她发现自己在为以色列的武器集团研究,并编辑了支持BDS活动家的文件。 她说:“监测工作是不可避免的,但夹在常规的全球投资趋势研究之间。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很容易忽略一个任务和另一个任务的区别。 ”
与我交谈过的熟悉以色列网络间谍行业的消息人士大多认为,以色列闭塞的高科技领域文化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 特别是随着国际社会对NSO集团的愤怒在媒体上逐渐消失。 前开发商j向我保证:“糟糕的公司不会停止招募以色列人才。” “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会继续被这份工作吸引。 因为工作提供的报酬和福利越来越好。 从这一点来看,批评似乎是背景噪声。 ”
因此,与其说NSO集团的丑闻指出了一家公司的道德问题,不如说说明了数字经济文化的腐败。 这是以色列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丑闻是不可避免的。 部署和管理以色列高科技企业的人员将来自军队情报部门的退役军人以国家安全名义进行的监测技能轻易转移到几乎不受监督的私营企业,这些部门也在没有得到大众同意的情况下继续进行监测。 记者、民间社会组织和政治家联合起来要求民间监测行业遵守国际人权标准,可能会带来变化。 但是,要真正统治这个行业,网络间谍活动就必须避免被看作只是“另一个办公室的工作”。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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