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义务律师”偷偷收钱！如果情况不好，你可能会被取消律师资格。

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杨伟民余枫】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一个名为“612人道主义援助基金”的乱港组织突然出现，声称支持被警方逮捕的暴徒。 今年5月初，该组织的5名信托人全部被捕。 但警方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该组织委托的多名“义务律师”私下偷偷收钱，专家涉嫌失当。 香港大律师协会表示，将追踪相关的35名律师，如果情况不佳，可能直接取消律师资格。

据香港“01”网回顾，香港警方于去年9月1日发布新闻稿称，国安处正在调查“612人道主义援助基金”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及其他法例，并从今年5月10日起陆续逮捕基金信托人。 被捕的五人包括前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客座副教授许宝强，他于今年五月十日返港时在机场被捕，涉嫌违反与外国势力勾结的罪名。 其余四名基金信托人包括香港前枢机主教陈日君、大律师吴仪、歌手何韵诗及前立法会议员何秀兰。

逮捕这些乱港头目后，警方表示，调查中发现一些律师和大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涉嫌专业失当。 据说有人协助处理反修例案件时，向司法机关声称以"义务形式"代表被告，但实际上收到了该组织向他们支付的款项。

香港媒体回顾称，此前，“612基金”成立于2019年6月15日，声称将为所有黑社会分子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医疗、刑事和民事法律支出。 据报道，该组织为了帮助被捕者，请“义务律师”提起诉讼，许多受雇律师声称实际上是他们的“亲人”。 该组织还以财务急需为由，于去年底公布了所谓“第二大律师”资助计划，呼吁“黄丝聘请黄丝律师”，参与利益输送。

据香港星岛日报网报道，“修例风波”以来，约有1.02万人被逮捕，其中2804人被逮捕。 直到去年12月，香港法律援助署以《人权法》为由，准许被告选择“心仪律师”提起诉讼，一批年轻律师被被告“指名”加入辩护小组。 据了解，被被告“指名”的年轻律师，为了积累案件数量和经验，通常以“义务”的名义参与案件，司法机关也报告称其为“义务律师”。 但他们个人涉嫌收受“612基金”支付的费用，该组织将根据案件的复杂程度和在哪个级别的法院审理向律师支付不同的价格。 一份文件显示，一名代表大律师去年5月27日负责观塘裁判法院审理的“修例风波”案的判决，直接收受“612基金”6000港元承担报酬。 据星岛日报网报道，这些被称为“义务”的律师，实际上每天收取3000-6000港元。

据报道，大律师协会上周致函多名律师，要求其说明在相关案件中直接接受“612基金”现金或支票而不是接受款项的理由，还需注明是否声称义务代表被告。 据悉，涉案人员多为年轻的大律师，大律师协会要求在期限内作出书面说明。 涉嫌违反行为守则的，有关大律师被判专业失当，严重者可被取消执业资格。 大律师协会日前确认收到国安会的投诉，称在调查完成之前不会发表评论。

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法律界不断修改，填补了传统法律的漏洞。 内地司法部于6月24日发布公告，决定自2022年6月28日起启用律师执业证书(粤港澳湾区)，为香港和澳门律师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提供律师职业证书。

建议香港司法机关严格管理“旁听人员”

“修例风波”后，香港法庭旁听了不少扰乱秩序的乱港分子。 他们总是大声谴责法官，在现场喊口号，非法散布法庭现场的视频。 国安法实施后，香港警方在法庭内逮捕了涉嫌违法乱纪的暴徒。 目前，香港司法机关表示，应直接通过立法严格控制煽动暴力的旁听人员。

香港几年前经常出现在政治案件审判现场的旁听者，被当地称为“旁听者”。 实际上，他们大多是支持“港独”的暴力分子，有些是国外组织派往审判现场的。 据香港《巴士的报》 7日报道，“旁听者”在“修例风波”相关案件的审判中，不断出现在法庭上骚扰的手法。 香港《星岛日报》去年表示，“旁听者”经常公开在法庭上大声呼喊、拍手叫好，或因被告未到刑期而向法官、检察官等发怒。 法官多次发出警告，下令法庭警方记录扰乱秩序人员的身份证信息，但“旁听者”的行为反而愈演愈烈。

截至今年4月，香港警方国安会已开始对6名“旁听人员”提出检察官，让法庭恢复安静。 这六人涉嫌在各级法院旁听期间骚扰行为，其他人涉嫌在网上发布煽动电影。 香港司法机关对严格管制建议立法，称在现场或远程审判中，非法记录或公开相关影像和声音记录等，将构成犯法，发行者最高可处以5年和罚款10万元。 司法机关就这项建议展开为期三个月的公众咨询，咨询期至今年9月15日为止。 咨询文件建议制定两项新的犯罪和罚则，规定法律程序非法记录和公布。

香港法律界人士纷纷对此表示支持。 香港前刑事检察官江乐士认为，香港法例必须与时并进。 “修例风波”的乱象表明，一些外国政治家企图通过制造舆论来破坏“一国两制”，在任何法治社会，人民除了基本权利外，还必须向他们的城市和国家履行本分。 大律师陆伟雄表示，法庭严格限制旁听人员言行，不允许因不满法官判决和检方陈词而吵闹。 如果施压不能阻止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立法。 资深大律师汤家骅表示，希望协助公众了解哪些行为将受到限制，并给予足够的恐惧，5年作为刑罚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