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成大规模招生，不易专业分流

(农健/图)。

(相关报道详见《“大家都有更急的事要做”：厦门大学教授王洪才谈通识教育》 )

一年级心跳加速后，专业分流结果明显。 2022年7月9日，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成绩统计、活动加分、填报志愿，某985所高校学生陈安宁(化名)抵达大学“归宿”。

“新闻专业”，陈安宁如愿以偿。 但她同一志愿的同学，以0.1分之差分为信息管理——传统工科专业。

在过去的一年里，为了获得更高的分数，许多顶尖大学的新生没有错过竞争的机会。 陈安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项读书笔记的工作中，“要求3000字，有人写了2万字”。

这种竞争的决定因素往往是成绩分数。 虽然没有人希望考上名牌学校，但是把专业搞错了。 例如，以程序员为目标的学生被分配到土木工程，毕业后在尘土飞扬的工地上跑来跑去，比如喜欢电子的学生，以后要和车打交道。

高考，也就是同一学科或相近学科的本科和学科合并招生，学生先统一学习基础课，过一段时间后根据兴趣和成绩确定最终学习的专业。 其核心是扩大培养口径，给学生更充分的专业选择机会。

随着重视通识教育成为高校改革的一大方向，大类招生在过去的几年里在一定程度上落地推进。 据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谭颖芳统计，到2020年，首批134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中，除军事院校外，有115所实现了大规模招生和专业分流。 但是，其中只有个别大学在执行大学间的彻底方案。

改革的开始，很多人认为是2001年启动的北大元培计划。 南方周末记者追溯发现，这是一些高等教育工作者多年的梦想。 最初是为了摆脱大学学科设置过于专业化的掣肘。

一些学者表示，相关教育实践已经经历了三轮反复，最新进展，伴随着新一轮高考改革的落地。

一个教育理想是199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牛大勇去哈佛大学进修。 除了专门的研究外，他还特别考察了这所世界一流大学如何培养本科生。

那时，受限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细致的专业分类，一些教育者意识到专门化的本科教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要。 1978年，教育部在草案文件和座谈纪要中提到放宽专业口径。

更早在1950年，潘光旦在《说“通”“专”并重》系统地总结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矛盾，指出现代社会正走向只强调专业性而不强调通知的极端。

初试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但当时的改革方向往往从按专业招生转向按本科招生。 某云南大学中文系1990级学生，升入大二后，选择了是学中文还是学新闻。

在哈佛大学，牛大勇发现国外大学跨专业学习自由度很高，很多本科生跨越文理界限继续选修感兴趣的课程。 甚至少数人在最后一年才确定了自己的专业。 “按照该专业的规定充分修学分，就可以获得该专业本科学位。 ”多年后，牛大勇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回忆。

根据哈佛的考察，他写了一份刊登在北大报纸上的调查报告。

1999年11月，在副校长迟惠生的推动下，北大成立本科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组，牛大勇成为召集人之一。 有些人只经历过专门化的高等教育，有些人是中青年人出国留学。 但是，他们都抱有关于通识教育的理想。 “本科专业过于细分，学科基础狭窄，但当时我国高校硕博体系逐步建立，这种本科分类严重影响了专业人才的培养，不适应人才多样化的社会需求。 ”

当初，北大对集团的定位是“战略研究”，这给了成员很大的想象空间。 他们就不对现行体制进行技术上的修补，而是集中讨论如何进行体制改革达成了一致。 他们希望北大从本科低年级开始打破专业界限，倒逼中学文理分科改革。

怎么改变？ 目前有失败的探索，当时，北大文科实验班相继停业。 学生都是各地优秀中学的随时学生，进入北大后，分别学习文史哲或数理化学的大部分基础科目，培养“通才”。 弊端也很明显，学生每周上将近20节课，叫苦不迭。

“课太多”问题，未来很多学校大规模招生面临，专业分流前的学生常说：“大一高四了。”

集团设计了新路径——在全校建立了通识教育选修课体系。 2000年9月以后入学的本科生，毕业前至少必须选修16门选修课，没有上限。

从选修课程开始，设想转移到哈佛那样的培养模式。

这首先遭到了一些老教授的反对。 许多老教授在北大本科毕业后，在学校教书。 他们以自己为例，证明专门化培养是有效的。 “有教授认为，在通识教育下，学生对本专业的理解会变少，不利于研究。 ”小组认为，随着硕博研究生培养体系的建立，专业研究应留在本科之后。

最终的决定是，2001年成立了具有妥协意义的元培计划实验班。 在这个以老校长蔡元培命名的计划中，一些学生在低年级恢复知识教育，在高年级重新选择专业——，即大类招生培养。

元培计划创始人之一的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表示，当初面临三大困难：课程体系、管理体制和外界质疑。 有人担心选了专业后，文科会不会消失，也有人认为保留了西方。

牛勇说：“这到底是向全校推广知识素质教育的途径，还是把已经走上‘死胡同’的文理实验班模式，统一改编成稳健的升级版？”

但是，“与其一动不动，不如迈出一步”。 2007年，元培计划成为元培学院。 牛勇和组员们希望元培的改革不要局限于“一个学院”。

2022年6月27日，在福州高招咨询会上。 (视觉中国/图)

落地规牛勇在哈佛进修1998年，上海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辍学，后成为力学与土木工程学者的高等教育管理专家，试图将通识教育推向全校。

这一年，担任上海大学教务处处长的叶志明，初步开始介入学校大类招生考试基础教育强化班。 强化班是在老校长钱伟长的带领下创办的，学生先上两年的泛读课，然后进行专业培养。

“毕竟，当这些学生成为各自的专业时，有些老师争论说，前两年白读了，没有学专业。 ”叶志明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回忆。

而且改革将在2010年前后。 那时，叶志明担任副校长8年，在中澳校长论坛上，他听说澳大利亚计划不再限制专业招生名额。

2005年负责招生的时候，叶志明告诉招生主任，以计算机学院为例，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招生180人，之后再招生200人，根据是什么？

对方不置可否，叶志明明白，招生多少、在哪里招生、如何分配各专业名额、各地区招生名额的安排等，往往都是拍脑袋决定的。

他曾设计过招生名额模式，他说：“在老师们完成基本功的前提下，大学每年可以招生5300名学生。” 现实情况是，大学每年有4800名新生，叶志明认为500人的差距是“改革空间”。

2010年，叶志明在与不同级别的教职工举行了几十次会议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也有老师提出反对意见，但听了之后，发现尽是些无聊的事情，最后被我说服了。 ”

到2011年，上海大学约60个本科专业分为人文社科、经济管理、理学工程三大类，学生进入大类后，经过一年的学习，根据高考成绩、大一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课外活动分，按451的比例进行总结学生对所属大学的所有专业按兴趣进行排名，并根据最后总结的成绩进行分流。

叶志明表示，大的改革，落地具有最突出的价值。 例如，为了尽量让学生选择满意的专业，他设计了精密的分流规则。

各省高考成绩如何统一？ 叶志明建议，以进入大学的最低点为录取分，该省考清华北大的分数线为满分，将每个大一学生的高考分数重新规范化处理，使之具有可比性。

学生对各专业不了解吗？ 学生在大学一年级期间，各系组织开放日，介绍自己的专业。 叶志明担心推介会开得不够，就请校团委从各学院大三四学生中找来一些经常挂科的学生，与新生私下分享学习体验。 理由是必须让学生知道这个专业在哪里很难。 “这件事我在找学院。 学院的合作学生未必能满足。 请避开学院委托团委操作。 柔软性变高了。 ”

一位上海大学的老师形容叶志明的行事风格很强。 他曾考虑对连续几年不能或无法招生的专业“暂停招生进行整治”。 叶志明的观念中，也有“为社会分工而设置的专家”。 “有些行业已经衰落，专业人员还在招生。 学生从一开始就注定找不到工作。 需要开设吗？ ”

另一方面，必须保证数理文史哲等长期学科有人选。 “当时，基础学科每个专业有30个指标，指标内第一志愿被录取的学生，未来三年学费全免，相当于学校提供了奖学金。 ”

叶志明甚至想到了“问候”的问题。 专家分流的时候，如果有人拜托你关系怎么办？ 他敦促党委，通过一项决议，谁致辞，纪委通报公示。

最紧张的时刻，是2011年学生专业分流结果揭晓的时候。

“84%的学生通过了前三名的志愿，96%的学生通过了前六名的志愿。 ”叶志明回想起来，仍然兴致盎然。 最“落后”的志愿是工科学生，他报告了38人的志愿，第12人合格了。 "至少，他不是最讨厌的"。

上海大学这一招生改革，在元培以后大学大规模招生的潮流中，曾被称为“来之最、最彻底”。

那时的叶志明，对未来非常乐观，他计划逐步推进，把一年的通识教育变成两年，“真正实现钱伟长老校长理想的大类招生”。

2018年6月23日，在北京，学生和家长正在大学招生咨询会现场了解相关信息。 (视觉中国/图)

新高考根据谭颖芳对211所高校的统计结果，2006年，56所高校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大类招生、专业分流。 2014年，这个数字为73。

值得注意的是，2014年，新高考改革在沪、浙高一开始试点，到2022年秋季学期覆盖全国29个省份，除新疆、西藏外。 这次高考改革的方向是打破文理分科的界限，提高学生的选择性，逆转片面的应试教育倾向。

虽然很难说元培的第二次高考改革是否实现了“倒逼中学文理分科改革”的初心，但第三次高考改革的背后，确实与新高考的阶段性实施有关。

东南大学招生办公室副主任张涌曾表示，新高考在招生层面推行高校专业班和专业优先招生录取模式，“为积极应对录取制度变革，高校纷纷探索大规模招生，减少招生专业数量。”

其中既有2017年全面实施大规模招生的清华大学，也有2021级的中山大学。

大刀阔斧地挑了出来。 首先减少专业数量，2016年调整了21个专业，2017年又调整了18个。

是调整行政部门。 教务处、医学教务处、研究生院、留学生办公室和本科招生办公室合并在一起，组成了教务部。

到2021年，大部分系实际实现了包括国际金融学院经济系等经济学、金融学、工商管理、会计学专业在内的一定程度的大规模招生。 2021年高考招生将本科专业分为18大类。 学生对各专业和自己的兴趣了解后，综合第一学年的成绩选择专业。

中大工科大学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指出：“之前，有的学生刚进大学就躺在那里，但大部分学生都变了，大部分学生只看(眼前的)辛苦，工作后才看价值。”

招生之初，清华大学的专业课程偏误也值得商榷，不满意的大多来自专业课程偏误不如预期的学生。 此后，清华在部分大类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四年贯通制培养； 土木部门首先设立大口径本科培养专业，除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外，还实行大类出口。

“改革涉及面很广，涉及很多师生，总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 请大家一定要努力，切实解决，落实。 ”2018年4月，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与10名大一学生交流时说。

学生高考常见的另一个争议是对高考课程设计本身——加强高考教育是高考的目的。 一种普遍的意见是，很多课多由多位老师共同教授，内容简单，“像是在听课”。

在某985所大学被指出“比较机械”的课上，班主任这样回答南方的周末记者。 “(大类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到各系本科培养计划的调整。 四年的课程如何压缩到三年，为大类学生新开设了哪些课程，哪些老师去给这几百名新生上课，怎么上课，课时怎么调整？ ”

这位老师说：“关于学生专业领域的分流，学校有关部门也严格管理和要求大型课程。 最终出现的样子，可能是各种因素拉动的结果，并不一定是最初的设计”

“永远主义”叶志明调查了很多大学的大规模招生，有复旦、浙大这样的名校，也有地方大学。

2013年，山东理工大学实施了11年的文、理两种招生培养后，又恢复了按专业招生。 叶志明调查后发现，原因涉及决策部门的更换、没有长期解决方案的分流中问题等，但与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要推进通识教育等问题认识不足有关。

曾任华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黄晓波，2013年总结出高校招生的四种类型，分别按院系、专业、学科、学校全面铺开。 无论是小规模的本科招生，还是大规模的全面扩招，都存在着各自需要克服的现实阻力。

至少一所国内高校实现了“100%自由转换专业”。 在中科大，本科生自主选择专业从2003年开始考试，之后不断完善，学生至少有三次自由专业机会，几乎百分之百满意。 在这所理工类高中，并没有因此而打破冷门热门专业的平衡。

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从2004年至今，是一所很少见的本科招生学院。 这可能离不开学科的天然优势。 “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的专业相差不大，而且新闻学、网络新媒体、编辑出版学和广播电视学四个专业一直很受欢迎，不受欢迎，不受欢迎。 学生每年选择专业，都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副院长崔明伍说。

2018年，安徽大学在全校推行本科招生。 一位安徽大学的教职员工表示，学校曾经想尝试跨系招生，但没有。

叶志明说，本科招生不是大类，“只是小类”。

2022年1月27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2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其中特别提到“严格规范大规模招生”。

中国教育在线主编、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虽然一些学校看起来在大规模招生，但很容易就作为应对新高考的措施，“没有大规模培养的果实”。

有学者认为，大规模招生对学校管理、课程设计、设施配套有更高要求，这些考验让改革荆棘丛生。 有观点认为，高考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在于，通识教育不是如何可行，而是就业市场主导力依然较强。

北大元培学院副院长、北大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曾研究过东京大学的改革历史。 这所学校自1962年以来一直坚持大类招生，一直“逆流而上”到——1991年，但日本文部省出台取消通识课的规定时，东大仍坚持自己的做法。

无论是大规模招生还是专业招生，具体如何调整和变化，人才培养都与社会需求的变化密切相关。

实际上，日本取消通识课的背景也与经济复苏有关。 二战后，日本经济逐渐好转，社会各个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上升，学生入学时对就业专业有很强的学习需求。

东大坚持文理两科招生，下各有一、二、三类。 2006年前各类对应10个院、部，2006年后消除了大类之间的一切隔阂。

当地时间2022年2月25日，日本东京，东京大学招生考试场。 (视觉中国/图)

七十年来，三种通识教育哲学理念诞生于哈佛，2018年秋天，再次启动了通识课程改革。 例如，将必修课从原来的8种统一为4种，同时增加自然科学、工程、应用科学的课程数量。 并要求学生必修实证和数学推理课，为更高级的量化研究做准备。

“大类招生应该回到关注通识教育如何可行的问题上来。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王莽以芝加哥大学前校长赫钦斯提出的“永远主义教育”为例。 这种教育思想，不应该有专业的区别，认为教育的任务是通过对永恒真理的认识来推动永恒人性的发展。 “目前，一些学校大规模招生的问题可能在于，尽管实行通识教育，但原本的课程设计和实施，还没有摆脱原本的专业教育思维。 ”

王莽并不悲观。 “不同的学校根据培养目标的定位，需要不同的选择。 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要进一步加强通识教育，学校定位越偏向应用，通识教育的比重可能越小。 ”。

许多学者也认为研究型大学适合大规模招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赵婷婷表示，以培养研究型大学人才为目的，“应该尽量为学生提供广阔的知识基础、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跨学科的学习环境”。 在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高校，大规模模式可能会“降低人才培养质量”。

将于2022年秋季入学的中山大学新生，将通过招生、新分区大类培养，陪伴在珠江边的老南校园，度过大学生活的第一年。

在5月15日的春季会议上，大新任校长高松提出要推进院系制改革，促进学科交叉，构建“校-系-系”三级学术治理体系。

在东京大学的官方网站上，他们的通识教育理念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进行了阐述。 因为“在急速变化的社会中，对普通文科教育的知识基础的需求越来越高”，所以东大的培养原则是“在所有领域都做出宝贵贡献的多才多艺的领导者”。

南方周末记者苏有鹏南方周末实习生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