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文学的社会学视角和历史追求

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获得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她在颁奖仪式上说：“用勇气和手术刀般的准确度，通过个人记忆暴露根源、异化和群体层面的限制。” 埃尔诺从1974年开始发表了第一部作品《空柜》，至今已出版了20余部作品。 爱尔诺行文简洁，很少使用隐喻，语言清晰有力。 她的作品多以自我体验为题材，以社会学的视角审视个人体验，赋予个人体验集体层面的意义，开辟了与自传小说、自我叙述不同的全新文学类型。 埃尔诺认为，她写的不是自传，而是《社会自传》( auto-socio-biographie )。 埃尔诺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她的文学创作有历史学的追求。 这种追求的一方面表现为叙述个人经验反映大历史中的个体，另一方面表现为通过物质细节描写时代，书写下一代人的记忆。

埃尔诺在伊沃托的故居(摄影/栾颖新) ) )。

"我被认为是文化上的资产阶级. "

爱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里贝那( Lillebonne )，是布朗什杜梅尼( Blanche Dumnil )和阿方索杜切纳( Alphonse Duchesne )的女儿。 埃尔诺出生于1964年与菲利普埃尔诺( Philippe Ernaux )结婚的丈夫姓安德鲁切内( Annie Duchesne )。 自1974年加利马出版社出版第一部作品以来，她的签名是安妮埃尔诺。 埃尔诺一直用真名发表，没用过笔名。

埃尔诺的父母在利勒沃纳经营一家杂货咖啡店。 1945年，二战结束后，他们回到家乡诺曼底的小镇伊沃特( Yvetot )继续经营杂货咖啡店。 埃尔诺的母亲是个很坚强的女人，个头不高，身体结实，把商店打理得很好。 她爱读书，重视知识，重视教育，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她被埃尔诺严厉管教，还打过埃尔诺。 埃尔诺想起了母亲，说：“她有时很暴力。” 她的父亲没有传统的男性特质。 他性格温和，喜欢和孩子玩。 埃尔诺认为自己的父母非常不典型，与传统的男女性别角色恰恰相反。 1946年，埃尔诺进入了圣米歇尔学校。 这所私立天主教学校离她家很近，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 直到1958年夏天，埃尔诺还在这所学校上学。 1958年秋天，埃尔诺从阮的贞德高中哲学班(中文上下文中相当于“高三”)毕业，住在修女管理的女生宿舍里。 1959年，她通过了高中毕业考试，并考上了鲁昂女教师师范学院( colenormaled ' institutricesderouen )。 但是她马上意识到这不是她想走的路，于1960年2月退学了。 她去伦敦郊外的芬奇利( Finchley )当“互惠生”( au pair )，以劳动换取食宿。

埃尔诺在伊沃特上学的私立学校圣米歇尔学校(摄影/栾颖新) ) ) ) ) )。

1960年秋天，埃尔诺进入了阮大学文学院。 1963年，埃尔诺获得了现代文学专业的学位。 毕业后，埃尔诺开始准备教师资格考试。 法国教师资格考试有两种，第一种是中学教师资格( Capes，certificatd ' aptitudeauprofessoratduseconddegr)，第二种是难度更大、选拔性更高的国家教师资格( agrGATT) 埃尔诺打算参加这两个考试，从1964年开始上课和准备考试。 1967年爱尔诺取得中学教师资格证，1971年取得国家教师资格证，专业全部是现代文学。 至此，爱尔诺通过接受教育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潮流。 学业之外，埃尔诺的婚姻进一步巩固了她的阶层迁移。 1963年与出生于资产阶级的菲利普埃尔诺相遇，1964年结婚，埃尔诺同年生了第一个孩子，1968年生了第二个孩子。

从诺曼底小城杂货咖啡店店主的女儿到文学教师，埃尔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超越阶层( transfuge de classe )的体验没有给埃尔诺带来愉快的心情，而是带来了痛苦。 痛苦的来源是她在文化上与父母分离。 埃尔诺的父母一直对她说：“你以后会比我们更有出息。” 她矛盾的是，父母希望我们做得很棒，但也希望我们像小时候一样。 她在2003年出版的与法国作家弗雷德里克-伊夫热内( Frdric-Yves Jeannet )的对话集《写作是一把刀》 ) L'criturecommeuncouteau中说：“我最内疚那是1968年前不久。 我不喜欢自己，不喜欢我的生活。 我父亲刚去世。 在博纳维尔的中学，我清楚地看到了学生之间的差异。 学生们措辞不同，经济状况不同，成绩不同。 当然，成绩的好坏明显与他们的社会阶层有关。 ”

社会学作为分析工具

爱尔诺从一边来到另一边，她离开了所谓的“平民阶层”加入了资产阶级； 她已经不是学生了，而是老师了。 在改变视角的同时，埃尔诺开始读社会学著作。 对埃尔诺影响最大的社会学家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 “米歇尔福柯和布迪厄的书等很多不被视为文学作品的书对我来说都有文学价值。 我很受震撼，觉得心灵开放，视野开阔，对我来说这是文学。 ”1972年，埃尔诺读了布迪厄和让-克洛德帕斯隆( Jean-Claude Passeron )合著的《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 ( 1972年)和《再生产：教育系统理论要素》 ) ( 1972年)，学校是如何读了布迪厄，埃尔诺觉得自己在写作上具有合法性。 她是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转移的。 她回顾了自己跨阶层的经历，开始反思其中的暴力，“我写作是为像我这样的人复仇”( j ) j'crirai pour venger ma race )，然后开始写作。 1974年《空柜》年出版后，爱尔诺参加了电视节目《作家面对读者》 ( desauteursfaceleurs lectrices )，有观众质疑小说主人公怎么这么冷静。 埃尔诺回答说。 “人小时候只是经历了事情，不知道自己经历了什么。 之后的教育是想理解自己经历了什么。 她认为，出生在平民阶层的人很难进入另一个阶层。 因为不同阶层之间存在鸿沟，而这种鸿沟体现在语言、举止和文化上。 她指出：“这不是她的父母的错，而是整个社会的错。” 在文学生涯的开始，埃尔诺已经有了社会学的观察视角。

爱尔诺于1963年至1964年在鲁昂大学修社会学课，1972年读布迪厄和帕斯隆的研究，但此后有一段时间爱尔诺没有读社会学著作。 埃尔诺重拾社会学阅读是在1980年，当时媒体对《区分》(1979年)有很多讨论，所以埃尔诺读了这本书。 在《区分》中，布迪厄讨论了文化品位、生活习惯等细节与社会阶层的关系，在这本书中布迪厄提出了“习性”( habitus，又称“习惯”)的概念。 这本书给了埃尔诺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她开始审视自己的家庭，特别是父母与私立天主教学校的同学、丈夫在“习性”上的差异。 2002年布迪厄去世，埃尔诺在日记中写道：“我第一次对知识分子和作家的死感到如此悲伤。” 她认为应该为此写文章。 2002年2月5日《世界报》头版刊登了埃尔诺怀念布迪厄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埃尔诺强调布迪厄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性。 “低者”和“高阶层”这两个词使等级关系显得“委婉而自然”，“被统治者”和“统治者”这两个词揭示了社会关系的本质。

“统治”的概念对埃尔诺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埃尔诺以关于婚姻和育儿的经历为题材写了《被冻结的女人》(lafemmegele，1981年)，以父亲的一生为题材写了《位置》 ( la place，1983年)，以母亲为题材写了《一个女人》 ) 1997年) )，读者通过这四部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学视角对爱尔诺的影响。 埃尔诺描述社会支配( domination sociale )和男性支配( dominationmascullule )的“支配”概念贯穿了埃尔诺的文学生涯。 2016年的《羞耻》(mmoiredefille )写了年轻女性对男性统治的默许。 2022年的《女孩的记忆》 ) lejeunehomme )中，埃尔诺坦率地说：“我处于支配地位，我以前在亲密的关系中受到过这样的支配。 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会多么脆弱。 ”

《平白行文》:社会学影响下的文风选择

读布迪厄对埃尔诺的写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如果我没有受到这样的冲击，我可能不会用这样的方法写，也不会写这些题材。 ”布迪厄注意到埃尔诺因语言而异，开始从语言的角度思考她的经验和文章。 “我所受的教育与我的社会阶层不相符。 ’她在私立学校感到羞耻和屈辱。 她感受到了学生的金钱和文化的差异。 文化资本的差异也体现在语言上，埃尔诺意识到父母的话和在学校学到的话并不配套。 2018年6月，埃尔诺接受法国文化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他觉得自己好像在使用大众语言和合法语言这两种语言。 她觉得博沃娃没有用另一种语言，她写的语言似乎是在家里自然学到的。 这两个词和两个世界之间的状态影响了埃尔诺对文学的态度，也影响了她的写作方式。 她首先注意到，资产阶级以前说的是“低人一等”。 这个说法非常瞧不起人。 她又反思了自己的文章，发现《年轻男人》是以俯视的视点写的，写了学校和家庭之间的文化差异和经历过的文化冲突，意识到“我的文章是严重的暴力”。

“1982年，我想了半年左右。 我是出生于平民阶级的讲述者。 正如让热内所说，我写作时用的语言是‘敌人的语言’，我的写作能力是从统治者那里‘偷来的’。”1983年，埃尔诺在《空柜》年出版的这本书中使用了与她之前三本书不同的语言风格埃尔诺对文风的转变很自觉，在《位置》的开头，她把这种新风格称为“平白行文”(criture plate )。 现在一提到爱尔诺就会想到的文章风格就是从这本书里形成的。 埃尔诺认为应该如实地记录下语言，必须将语言和现实转述( transcrire )。 她认为来自平民阶层的话语值得如实记录，这些话语蕴含着社会现实。 选择这种文风是带有政治意图的计划，埃尔诺希望通过通俗的写作让大家了解特定社会阶层的体验、女性的体验。 这种风格颠覆了只有美文是文学的传统认识。 “平白行文”不仅是基于审美的选择，也是基于伦理的选择。 埃尔诺选择直率的语言是为了让平时可能不读文学的人，特别是她所描写的社会阶层的人也能读她的书。

民族志视角的外部写作

埃尔诺对美文文学的颠覆不仅反映在文风上，也反映在题材上。 除了跨越阶层的经历和感情生活，埃尔诺还写日常生活。 1975年，埃尔诺因为丈夫的工作调动，搬到了巴黎西北郊外的塞尔吉( Cergy )。 当时塞尔吉是正在建设的新城。 1977年，埃尔诺在松树的包围下，搬到了另一边可以俯瞰塞尔纽镇池塘的独栋房子。 从那以后，她一直住在这里。 这种脱离状态让人联想到居住在巴黎西南郊区的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彼得汉德克( Peter Handke )。 汉德克住在默顿森林旁的查维尔，享受着在家里写作和在森林里散步的脱离状态。 埃尔诺和汉德不同，他自己出门，观察周围的人和物，写下了自己的观察。

巴黎西北郊外的新城赛尔吉(摄影/栾颖新) () )。

法国岛快线A线换乘通道(摄影/荣颖新() ) ) ) ) ) )。

与用《位置》(passionsimple )和《纯粹激情》 ) seperdre )描绘自己内心感情的路径相反，埃尔诺在同一时期开始写《迷失自我》 ) Journaldudehors ) 这个《外部日记》是她为了日常生活写的民族志。 与认为文学应该美丽而有艺术性的传统看法相反，埃尔诺为文学引入了新的题材。 “想破坏的是文学。 否则，我就不写了！ ”她在自己日常生活的轨迹内观察，听人们的对话。 在她家附近，她在塞尔吉火车站旁的三泉购物中心、欧尚超市、肉店、理发店、烟草店……出行途中，她写下了连接塞尔吉和巴黎的法国岛区域快线( RER A )和巴黎地铁，地铁的“我是在被统治阶层长大的孩子，我很早就不断经历阶级斗争。 布迪厄曾用“过度悲伤的记忆”来形容。 那是无法抹杀的记忆。 我一直有这样的记忆。 这样的记忆给了我用《外部日记》和《外部日记》(lavieextrieure )观察人的视点。 ”

( lavie extrieu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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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诺几乎都是以人类学家的观点来捕捉日常生活的细节，在外部重新审视她出身的社会阶层。 在执笔日志《外部生活》(L'AtelierNoir )中，埃尔诺于1982年4月8日说：“我今天对《民族志》进行了思考。 我认为这是一种客观和分析性的观察事物的方法。 ”写着。 她意识到要保持距离，要有外部的视角，同时也要在文章中保持真诚。 《外部生活》 1993年出版，记录了她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的观察。 《外部日记》 2000年出版。 这个外部观察系列一直持续到2014年出版的《黑色工作室》 ( regardeleslumiRES monamour )。 在这一系列作品中，“我”很少出现，但“我”无处不在。 因为这些观察是通过埃尔诺的眼睛进行的。 埃尔诺的眼睛平静而平等，她不认为很优秀。 法国历史学家杰克卢戈夫( Jacques Le Goff )在《外部日记》中写道：“地铁让我不习惯，就像自己在其他地方一样。” 埃尔诺尖锐地反驳了。 “每天坐地铁的人不习惯去法国学院，不觉得自己在什么地方吗？ 这个我们不知道。 ”

《外部生活》 ( regardeleslumiRES monamour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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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性：社会学与历史学之间

埃尔诺在受到社会学启发的同时，也受到了历史学的影响。 从《看看这些光吧，亲爱的》开始，埃尔诺从80年代初开始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也读过包括法国历史学家乔治多尔比( Georges Duby )的书和皮埃尔诺拉的《解放报》在内的历史学著作。 埃尔诺相信“写作就是保存时间”，记录一个时代就是“保存时代”。

1983年，埃尔诺在执笔日志中写道：“有可能写第三人称复数‘他们’的故事吗？ 像佩雷克的《看看这些光吧，亲爱的》一样”埃尔诺有一个“囊括整个人生的大计划”，想写《大历史中一个女人的故事》( histoire de femme dans l'Histoire )。 埃尔诺清楚地认识到个人经历和历史进程是不可分割的。 “每个个体都被自身的状况、所属社会的历史、大历史、过程、环境、家庭史、性经历史、浪漫想象等要素所贯穿。 ’她想写历史书籍。 她的目标是“达成关于一个时代的历史真相”。 她知道为了实现这个计划“需要经常构筑历史空间和社会空间”，但具体的实现方法还不清楚。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埃尔诺一边构思这本书需要的内容和形式，一边写了其他作品。 埃尔诺在2003年《黑色工作室》中说：“我从15年前就想写‘文学、社会学、历史’之间的东西。 这是我至今最想做的事情。”

1998年，埃尔诺开始有了构想。 3月30日，她写道：“如何使个人完全无人？” 5月18日，埃尔诺写道“物质的”，“我们的记忆是物质的”，并在这两个词下划了一条线。 埃尔诺意识到留在记忆中的痕迹大部分是物质的。 “收集所有外在现实的痕迹，解释内在的现实吗？ ”埃尔诺首先想到的物质痕迹是“视觉形象、歌曲、一切外在的东西、自我之外的现实”。 这一天，她第一次构思了将近20年，被称为《天空自传》。 但是，这不是觉悟的瞬间。 埃尔诺在那之前一直在思考和尝试。 前面提到的《黑色工作室》和《记忆之场》是具体的实践。 这些作品与《物》(lesannes )密切相关。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致力于描绘个人生活以外的现实中的物质细节。 在《写作是一把刀》(1997年)中，埃尔诺已经开始画歌曲、照片、明信片等。 2003年埃尔诺在对话集《外部日志》中明确指出了“个人和集体的‘玛德琳蛋糕’”这首歌的重要性。 而且她一直沉迷于摄影，在一张照片面前发呆很久，好像在解开谜题。

埃尔诺还受到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 Georges Perec )的影响，尤其是《外部生活》 ( 1978年)和《悠悠岁月》 ( jeme souviens，1978年)。 埃尔诺在2005年接受社会学家伊莎贝尔夏尔邦吉( Isabelle Charpentier )的采访时表示，1965年读到《羞耻》对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刻”，“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性” 《写作是一把刀》的副标题是“60年代史”( une histoire des annes soixante )。 佩克写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个物体名词的罗列，而是想记录一个时代。 从这一点来看，埃尔诺的《空自传》计划与《物》有共同点。 佩克通过有意识地使用广告用语描述服装和房屋，描绘了一个时代的物质现实。 《我回忆起》列举了佩瑞克的日常生活细节。 佩雷克在大学接受的历史学训练影响了他的写作。 1955年，他读了一年预科班后，开始在索邦大学学习历史专业。 1956年，他再次注册索邦大学，学习中世纪史专业。 1957年，Jean Paris向佩雷克( 《物》 ) Bulletinsignaltiqueduc.n.r.s.)介绍了社会科学类文章的概要写作工作。 20世纪60年代，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开始重视日常生活，社会科学领域也开始重视话语研究，1964年萨特为《物》，1965年柏克莱为《物》，1966年福柯为《我回忆起》 佩雷克在社会科学和历史学的影响下写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信息简报》。 该作品被认为具有“社会学调查”的特质。 埃尔诺的创作深受社会学的影响，有时用文学作品来记录时代的历史学追求，从而看到了在佩雷克的作品中实现自己创作计划的可能性。

佩雷克： 《词》 ( les choses:unehistoiredesannes soixante ) ) ) ) ) ) )。) ) ) )

佩雷克： 《物》(Jemesouviens ) ) ) ) ) ) ) ) ) )。

埃尔诺在构想这个大计划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疑问是：“我已经有了现在的知识储备，但如何表达我在每个时代的认知情况呢？” 明确了从物质的角度出发之后，埃尔诺有了具体的方案。 她注意到书籍、电影、音乐对人有非常强的塑造作用； 另外，照片反映了一个时代。 家庭聚餐的食物和谈话的内容也是如此。 埃尔诺找到了体现时代变迁的内容，之后思考了与之相符的形式。 在《词与物》中，主语不是“我”，而是“大家”( on )、“人们”)或“我们”( nous )。 另外，有很多短语不是以完整的句子，而是以名词和动词的原形出现。 就像一个清单。 《物》因此也被称为“无人称之为自传”和“社会自传”。

埃尔诺的语言风格也决定了她能否驾驭这一独特的流派。 埃尔诺在纪录片《物》 ( lesmotscommedespierres，2013年)中说：“我的话是物质的，很难抽象。 我的脑海里是实际的场面”、“语言对我来说是东西”。 语言代表埃尔诺的视觉，语言也有助于表达她看到的场景。 埃尔诺说，他只使用了必要的语言，就像把石头从井里或河里取出一样。 埃尔诺找到了需要的内容和形式后，写作过程也并不轻松。 她从2002年到2003年接受了乳腺癌治疗，2003年7月12日的执笔日志中埃尔诺写道：“乳腺癌。 我从1月20日左右开始到现在什么都没写。 》2007年10月《我回忆起》完稿，2008年出版。 至此，具有社会学视野和历史学追求的文学作品完成。

写作是“战斗的武器”

对埃尔诺来说，写下使用什么语言是政治选择。 1989年，埃尔诺在《悠悠岁月》 ( littratureetpolitique )一文中表示，20世纪80年代人们认为文学与政治无关。 “我要写的时候，我20岁。 我以为文学当然是“艺术品的生产”。 (当时，我完全被大学的教义所影响。 为什么会有别的想法呢？ ) ) ()； “我一直认为写文章与世界的不公平有联系。 我曾相信文学可以改变社会。 文学也是政治行动。 当然，文学和政治行动本身并不完全相同。 文学不能停止战争，不能为失业者提供工作……文学不能马上起作用。 从长远看，文学可以渗透到读者的想象中，意识到曾经忽视的现实，从新的视角看问题。 文学可以让读者说出以前不说的话。 文学是一场缓慢而宁静的变革，由暗中阅读开始。 ”埃尔诺认为文学的目标是“将一切艺术形式用于世界的描写和变化”。

埃尔诺公开表示支持法国左派的政治立场，在报纸和广播等媒体上公开发声。 埃尔诺认为：“左派意味着相信国家能做什么来让个人更幸福、更自由、接受更多的教育，相信这些事情不仅仅是由个人意志决定的。” 2020年3月30日，埃尔诺给马克龙总统写了公开信。 她与工人站在一起，指出公共服务部门维持着国家的运转。 “医院、教育系统内数千名高薪教师、电力系统、邮局、地铁、铁路系统……”确保了他们“过上与智慧生活同样重要的物质生活”。 在2022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埃尔诺公开表示支持让-吕克米兰雄，并指责现任总统马克龙与法国极右势力的崛起有关。 2022年10月16日，法国左翼联盟发起示威，反对高昂的物价和法国当局对气候变化的恶行，游行队伍中，埃尔诺走在梅伦盖旁边。 埃尔诺支持社会公平，支持“黄马甲”运动，支持性暴力受害者。 爱尔诺同情移民，在2000年6月21日的《外部日记》中写道：“没有人怀疑法律允许商品自由流通，但禁止人自由移动。” “在这个时代，人类需要伪装成商品通过边界。 ”她还希望法国增加更多不是“法国”，也不是“经典”的作家，即“来自平民阶层和移民阶层的作家”。

埃尔诺2020年写给马克龙总统的公开信

埃尔诺的左派政治立场并不是在家庭中形成的，而是在跨阶层的生活、阅读和写作中逐渐确立的。 埃尔诺的父母经营杂货咖啡馆，为了做生意，店里秉承不谈政治的原则。 埃尔诺在店里长大，自然遵守了这个原则。 但是她在咖啡店和杂货店这两个公共场所听到了很多对话，知道了很多痛苦。 她未来的政治立场也受到她母亲个性的影响，埃尔诺说她的母亲是个“有自己骄傲”的人，“有叛逆精神，渴望公平”。 埃尔诺在2005年的采访中说：“从70年代开始，写作对我来说就成了全面介入政治( engagement politique )的方法，是政治行动。” 她说她从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有介入政治的意识。 在她开始写之前。 她认为：“有很强的政治意义，我写的东西总是有政治意义，有时这些意义是独立于我的。” 我也受到批评。 因为现在没有那么多政治干预的作家。 ’她说很多文学评论家很烦恼。 “我的书没有传达明确的政治信息。 我写的不是公开表达政见的书。 ……但他们觉得我的书毕竟有政治意义。 ”

2022年10月6日，埃尔诺在厨房听收音机，通过收音机得知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天，她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文学不是中立的，绝对不是中立的。 讨论写得漂亮的书、讨论美文，是在掩盖权力。”她冷静地指出自己的诺奖与政治因素有关。 面对这个奖项，埃尔诺说：“我是为了写作，而不是为了拿诺奖而写作。” 当被问到与接受过诺奖的法国作家最亲近的人是谁时，埃尔诺回答加缪，同时承认自己是“介入型作家”(crivaine engage )。 获奖当天，埃尔诺在加利马出版社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自己更有责任。 但是，这个责任并不是新的，埃尔诺一直通过发声来承担社会责任。

与文学以外的领域的交流

埃尔诺写自己的路启发了很多作者写自己的经验。 特别是同样具有跨越阶层体验的作者。 在法国，《悠悠岁月》 (2009年的作者埃迪埃里本( Didier ribon )和深受埃里本影响的爱德华路易( duard Louis ) )说他们的文章受到了埃尔诺的启发和影响《词语仿佛石子》法语版的标题是《回到兰斯》( Retour Reims )，爱尔诺于2013年出版了《悠悠岁月》 ) retouryvetot )，两种文本进行了交流。

埃尔诺也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进行了交流。 这种交互不仅是指面对面的交互，更多的是思想上的交互。 社会学，特别是布迪厄对法国社会阶层的研究，给了爱尔诺很多启示，但爱尔诺从未见过布迪厄本人。 就像波伏娃的《文学与政治》对爱尔诺有很大的影响，但她也没见过波伏娃本人一样(爱尔诺在1974年和1977年给波伏娃寄过自己的书，收到了波伏娃的回信)。 埃尔诺对社会学的阅读不止布迪厄。 爱尔诺从1983年开始订阅《回归故里》期刊《actesdelarechercheensciencessociales》，当时她的长子正在上大学，学习社会学专业。 之后，埃尔诺订阅了期刊。 2022年10月8日，埃尔诺接受了法国文化广播电台的采访，与三位社会科学女学者进行了对话。 她说，她在这本期刊上读到了法国社会学家罗斯-玛丽拉格芙( Rose-Marie Lagrave )的论文。 目前，埃尔诺正在与拉格拉夫合作。 他们是一代人，是有跨越阶层经验的女性。 两人合作，《回归故里》(uneconversation )一书将于2023年3月由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社( ditions de l'EHESS )出版。

055-79000(uneconversation ) )。

另外，埃尔诺的作品也在社会学领域引起了反响。 在法国，社会科学很早就关注爱尔诺的作品。 1999年社会学、政治学学者伊莎贝拉谢尔邦吉写完政治学专业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是对埃尔诺作品的接受情况。 90年代，艾露诺的作品还没有得到文学批评的完全认可，但她已经受到读者的欢迎，艾露诺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 她知道查理邦吉正在写博士论文，很坦率地把读者的来信提供给了查理邦吉研究。

埃尔诺的作品也影响了历史学家。 研究阿尔及利亚战争和1968年“五月风暴”等社会运动的法国历史学家鲁迪本蒂尼( Lupine Bantigny )认为，埃尔诺写下记忆中具体回忆的方式对她的研究有启发。 她在《重返伊沃托》(L'UvreDuTemps，2019年)中爱尔诺在《第二性》中对“五月风暴”的描写，确认了运动确实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埃尔诺的文学作品作为记录，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佐证。

邦蒂尼： 《社会科学研究文丛》(L'uvredutemps ) ) )。

爱尔诺的影响不仅活跃在文学领域和研究领域，还活跃在视听领域。 埃尔诺多次参加广播节目，她也像写作一样斟酌措辞，严谨； 另外，非常诚实直接，对主持人说“不是你说的那样”、“这个问题太大了”、“这是我现在能做的定义”。 埃尔诺的《对话》曾作为10集的广播节目被制作。 另外，她朗诵了自己的作品，制作了有声读物。 埃尔诺还参加了电视采访，并参与了《对话》(2013年)、《时间之作》(2013年)等纪录片的录制。 2022年，埃尔诺和儿子一起拍摄的纪录片《悠悠岁月》上映。 埃尔诺的作品还改编为包括《时间之作》原作的同名电影( 2020年)和《悠悠岁月》原作的电影( 2020年)在内的戏剧和电影。

衬垫手册( Cahier de l'Herne ) ) ) ) )。

1991年，埃尔诺去索尔本大学图书馆借书。 他突然感慨道：“60年后，我所看到、所爱、所享受的只是一叠印刷好的纸，除了写博士论文的人才不会来借。” 埃尔诺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 据统计，埃尔诺的书在法国共计卖出了近400万册。 诺奖发表后，加利马出版社紧急加印了90万册。 埃尔诺仍然活跃地创作着。 她今年出版了《词语仿佛石子》，再版了执笔日志《我喜欢住在那儿》，并推出了衬垫手册《Cahier de l'Herne》。 埃尔诺在获得用户奖时说：“把生命溶解在文章中。” 埃尔诺做到了，她一直在写文章。 能读她的作品，我们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