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后悔学医的年轻人：月薪3000，假期献血200ml。

豆瓣的“大学后悔医学”小组有2万3000多人参加，规培是他们讨论的高频词。 他们自嘲为“医疗垃圾”，在限制培养中做琐碎、重复性、高强度的劳动，拿着微薄的工资也很难学到真正的技能。

文|徐晴编辑|转身

运营|月弥

走开

28岁的阿米娜一直在犹豫。 辞去盖尔培的工作，之后不成为医生吗？

这个想法就像偶然跳进她的鞋里的小石头，每走一步都会磨破脚。

第一次这么想是在三年前，她从临床医学系毕业，去了乌鲁木齐某医院的妇产科规培。 规培，即“住院医师规范进修制度”，是每一位想要从事临床医学的医学生的必由之路。 毕业后，阿米娜没有直接参加工作，而是作为新生，在不同科室轮换，接受了系统的临床训练。 时间为36个月。

阿米娜本来打算毕业后结婚的，但是太忙了，新培生一天在医院工作十多个小时。 没有周末也没有夜班，没能抽出时间准备婚礼。 没办法，她觉得医院有“献血假”，献了200毫升后，得到了7天的宝贵假期。

第二次是急性阑尾炎发作时，同事告诉她必须做手术切除阑尾。 她的第一反应是看一眼银行卡余额，看了3000元的轨距支付工资，还了当月的房贷，只剩下几百元。 最终，父亲出了手术费。 那天，阿米娜内疚地说：“明明就快30岁了，还得向父母伸手要钱。”

第三次动机是她意外怀孕，导致身体虚弱长期疲劳，胚胎11周没有心跳。 她病倒在科室，带着老师做了流产手术。 躺在病房里，她听到老师们在争论：“你是盖培生，有什么样的婚姻？” 要生什么孩子？ 那一刻，她感到很懊悔，眼泪都流出来了。

和阿米娜一样，在支付3年的时间里，学医的年轻人有很多理由要付出很强的工作，有不均衡的收入，还要面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但对于阿米娜来说，最终很难做出这个决定。 因为一旦退培，就意味着一个医学生放弃了过去5-8年的努力，再也不能当医生了。 这是巨大的沉没成本。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王凯真的到了退培的一步。

毕业后，他直接去了当地的医院工作，成为了住院医生。 3年后，医院要求他去另一家医院参加规培，36个月的规培时间，他坚持到第8个月，决定退培。 回来后，大半年没见的同事说：“你是怎么退培的？ ”感到困惑。 潜台词是，学医的人可以继续，为什么你没有？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8个月来，王凯在委培医院多科室轮换，一个月换2400元，共计19200元的规培工资，这些钱在退培时都还给了委培医院。 更深的损失是他的职业可能性。 原医院规定，只有取得规培证书才能报考中级职称。 这是王凯成为主治医生的必由之路。

但是，王凯不后悔。 他今年30岁未婚，房子在县城买，是父母出的首付。 在这期间，他就像掉进了黑洞一样，社会时钟完全停滞，无法贷款住房，只能靠家里的帮助维持生活。 在亲戚眼里，周围30岁的人早就成家立业了，但他和没毕业的学生一样。

他开始害怕过年了。 亲戚聚在一起吃饭，谁的儿子在南宁买房，谁的女儿一年有几十万，大家的目光都投向他，他的脸就难以控制，有点发热，想找借口逃跑，害怕被人看到。 办完退培手续，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快乐，走出医院，觉得外面的天空更蓝了。

退出规培的年轻人并非孤例。 豆瓣的“大学后悔医学”小组有2万3000多人参加，规培是他们讨论的高频词。 他们自嘲为“医疗垃圾”。 像阿米娜和万凯一样，他们在规培中做了琐碎、反复、高强度的劳动，即使拿到了微薄的工资也很难学到真正的技能。

在经历了支付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失去了对医学的热情”。

图/大学后悔医学组

蚂蚁和陀螺

走上学医这条路，与阿米娜的经历有关。

高中的时候，祖父得了胃癌。 当时，她们一家还住在小县城，医疗水平有限。 每次手术和复查，都要去乌鲁木齐的医院看病、排队，很辛苦。 因此，阿米娜体会到了家人看病的困难，也承认了医生这个职业的价值。

临近毕业的时候，阿米娜通过测量掌握了诊疗科应对基础性疾病和多发病的诊疗技巧，设想从学生开始成为独当一面的临床医生，但在亲身经历后，她意识到“不是这样的”。

规培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做与诊疗技巧无关的工作。 查新检查单、主任查房时报告、医嘱补充、患者新检查、与家人沟通签署手术同意书、术前准备、患者今日治疗……

她觉得自己像只蚂蚁，如果有人打开了上帝的视角，一定能看到她在医院里到处跑的轨迹。 这些轨迹太琐碎了，很相似，有一天她甚至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

规培开始后，柳心也觉得陀螺了。

他的生活中只剩下一个字：转。 辗转于各个科室，辗转于学术研究与医院工作之间，辗转于一个又一个考试。 “转”成了常用的词。 走在医院和同学见面，“在哪里转？ ”就像北京人问“吃了吗”一样自然。

科室几乎每天都有手术，他的任务是支撑工具，清除垃圾。 有一次，他早上8点进了手术室，第二天凌晨4点才出来。 那是一个涉及多个科室的大手术，几个主治医生说：“你们唱了我就登场。” 他作为助手，没有怎么休息。 离开手术室的时候，他发现他的脚被全身麻醉了，跪在地上。

作为硕士研究生，他应该转得更快，而不是富裕的时间，留给科学研究。 医院下班时间是柳心研究开始的时间，预约实验室，等待有用的数据，通常在上午。 出了实验室，天黑了，灯灭了，柳心披着夜色回到宿舍，简单洗脸后睡觉，几个小时后，又开始第二天的“转”。

医院也是一个小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自己在这个小社会中处于什么水平，而不是真正的医生规培生。 在科室分发的购物券没有新培生的份儿。 医生们拿到了免费储物柜，新培生需要支付100元押金医用电梯不是新培生用的，电梯阿姨只认我院住院医生； 上夜班，病人叫医生，护士先叫新培生，新培生解决不了，去叫主治医生。 阿米娜所在的医院甚至不允许盖奇睡在值班室。 有几次她很累，只能穿着手术服在妇产科的产床上打瞌睡。

大部分的新培生都有过带着教师去取快递、送外卖、跑腿、上夜班的经历。 阿米娜的教师总是给她塞一张便条，写下自己亲戚需要的药品的名字，让她去买药窗口排队。 一排30分钟。 疫情爆发期间，部分医院的新培生也被视为医生，将优先作为核酸检测志愿者被派出。

为了获利，医院将审查“翻身率”，以在更少的时间内接收更多的患者。 这些压力都压在了新培生的头上，北京三甲医院新培生精神不清，往往鼓励患者尽早出院。 很久以前，他就有了疑问。 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呢？ 看起来像医生，也不像医生。 准确地说是服务员。

图/《善良医生》

位置偏移

除了疲劳，新培生经常用于自嘲的是收入。 我做服务员的工作，工资比不上服务员。

阿米娜有同感。 在她的医院，正式医生的工资在6000元左右，作为规培生的她工资只有他们的一半，3000元。

参加规培的第三年，阿米娜第二次怀孕，生了孩子，压力很大。 丈夫在事业单位工作，每月工资5000元，两人的收入要用来偿还，负担孩子各种花销和一家三口的衣食住行，才够，但孩子生病时，又得向父母借钱。 阿米娜开始学习省钱，甚至在1688给孩子买了衣服。

王凯工作三年了。 以前他在桂林的一家医院工作，工资在7000元左右，除了房贷和日常花销外，有了盈余，账户余额每月都在增加。 规培后，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必须用存款生活。

规培生张森在东部二线城市三甲医院，每月补助少至500元，加上研究生补助1100元。 他在医院附近租的房子房租超过1000元，几乎每个月都要向父母申请支援。

他身边有很多普通同学，租不起房，只能住医院安排的8人宿舍。 规培的医院有多个院区，彼此相距30多公里。 到别的院区科室上班，要准时上班，坐公交、地铁就来不及了。 只能每天早上6点起床，4个人聚在一起后拼车去医院。 时间一长，大家开玩笑说：“贷款上班”。

新培生收入过低是共识。 2020年，丁香园对3020名规培老师进行了调查，近三成的规培老师( 27.5% )表示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其中8 %的人表示在规培期间“没有收入”，每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人表示3000元以上

国内自2013年建立规培制度以来，中央财政拨款标准规定为3万元/人年，其余须不同省份自行补助，各医院不同科室奖金补充。 在一些偏远省份，补贴只有0.33万元，平均每月只有275元。 在北京，朦月总共可以拿到9000多元的工资，而在桂林，王凯只能拿到2400元。

即使是一线城市，补贴也不是一位数。 几天前，柳心的科室来了一位上海老师，刚来就问大家怎么报税。 柳心无知，要报税吗？ 报什么税？ 这句话似乎离自己很远。 他安慰姐姐，放心，你来这里就不用报税了。 钱太少了，没必要报告。

在工作之前，医学生们对这个职业有一个共同的想象。 稳定，体面，开朗，工资高，社会地位也高。 但现实情况是，在经历了长达5-8年的学习后，至少3年，他们的收入往往与教育成本、工作支付不成比例。

王凯总是感到收入的尴尬。 最直接的是造成了身份的偏移。 已经上了年纪的自己，好像既不是学生也不是医生。 在规培之前，他和关系最好的朋友去了泰国。 大家骑着摩托车在海边兜风，风吹来，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有光明的未来。 但是现在，有的朋友在医保局工作，有的朋友通过建筑工程赚了第一笔钱。 另外，还有组建家庭，生孩子，过着稳定生活的朋友。 只有他必须让父母捡起被抛弃的接力棒，还房贷。 他很难融入朋友们的聊天，大家一谈起工作、收入、家庭，他能做的只有沉默。

豆子也对这一偏差产生了共鸣。 参加规培那一年，她的社会年龄是25岁，别人对她期待的也是成年人，她需要参与社会生活，朋友要结婚送奠仪，父母生日也要送礼物，但事实上，她的经济水平还只有17

“朋友计划一起去旅行，但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拒绝了； 想换电脑，只能忍耐，因为没钱； 日常聚餐也去得太多了，本来就少补贴，两次没吃了，剩下的日子还活着。 更不用说买房结婚这样的大消费了。 ”这种贫穷，不仅影响了生活，也造成了“遗憾的是，在这二十多岁的青春岁月里，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金钱那么匮乏，可选择的那么有限”的人生遗憾。

图/《On Call 36小时》

变形

抛开工作强度和微薄的收入，阿米娜最在意的是，在轨距培养的三年里，没有得到多少真正的技能。

三年来，医院大部分大手术都是由外地来的援疆医生做的。 手术台上，援疆医生主刀，阿米娜的带教医生是第一助手，站在主刀的左侧，帮助缝合伤口。 阿米娜是第二助手，站在主刀的右侧，帮着器具，两人面面相觑。 不用说重大的手术，就连腹腔镜这样昂贵的器械也不能使用作为新培生的阿米娜。

今年夏天，阿米娜去找工作，一家医院的主任来了，问她要不要做手术。 你能一个人做人流吗？ 剖腹产呢？ 阿米娜小声地回答，但没有试过。 主任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让她把简历交给人事部。 然后，之后就没有了。

带着更多的教师，给轨培生们缝个针、打个结，只需要做最简单的操作。 于朦胧有一次鼓起勇气，说想尝试深度伤口缝合，带着教师皱起了眉头。 “这次出血以后就麻烦了。 也不能和家人沟通。 ”——带教老师也害怕医闹。

规培快结束了，迷迷糊糊的心里想着“有些东西还没掌握好”，只有病历写得很好了。 “但是，从能力上来说，其实我并不完全掌握医生这个职业。 回到‘原单位’后，你得告诉我该怎么办。”

新培生学不到真正的技能，受伤害最大的还是患者。 带医生去的话会让张森开药。 因为刚拿到，所以在用量方面他把握不好。 本以为带医生、高级医生去的话，会先检查一遍处方再给患者，但实际上发现没有这个流程，有时自己担心会开错——药。 糟糕的规培生经历，让规培生成为最讨厌的一类医生，甚至觉得很容易继续榨取下一个规培生。

自2013年《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颁布以来，9年来，我国颁布的三次规培基地，数量超过1000家，部分没有规培资格的医院也在其中浑水摸鱼，开展了“规培”。

今年年初，敏来四川某县三乙医院面试护士岗位。 负责人对她说要先在医院“规培”一年。 敏和很多“规培生”一起从事护士工作。 一个月的工资是1200元。 医院的正式员工护士们每天都在科室里打印短视频。 工资是“新培生”的三倍。 几个月后，她才知道，在这里，她根本拿不到国家认可的规培结业证书，也不一定能留在工作中。

一些医学生因为规培的变形离开了这个行业。

阿米娜这次共有6名新培生。 两人无法接受工作强度，心理压力很大，最终退培。 在疲惫不堪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计培生手机上都有日历，作为倒计时之用。 距离仪表盘培生结束还有XXX天。 关于阿米娜自己，“解脱”这个词表达了仪表盘绘画结束的日子。 她几乎像逃跑了一样离开医院，连杯子一样的日用品也没带回来，说：“我再也不想看那种东西了。”

有一天，一个朋友和阿米娜聊天，说自己在法院做书记员，早上10点上班，下午6点30分下班，中午休息两个小时，食堂免费，周末休息，一年有30天的假期，每月工资4000多元。 阿米娜默默地想。 “如果法院在招聘书记官，我一定会去。 ”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涉及的人物均为化名)

图/《机智的医生生活》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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